俄罗斯东正教在华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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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津人——中国最早的东正教信徒

中国东正教历史是一部奋斗史和艰辛史。它始于一场军事冲突。1685年，驻扎在阿穆尔河的俄国要塞阿尔巴津被清军围攻，且人数超过守军。部分驻军设法逃脱，但约有100名哥萨克人及其家人（俄罗斯人、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被俘虏并被押运到北京。康熙皇帝决定不处决或关押俄国人，而是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军队，组建了“沙俄连”。他们受到很高的礼遇，得到丰厚的薪水、现金、土地和永久使用的房屋。当时，与哥萨克人一起被俘的还有一位名叫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的神父，之后他成为中国的第一位俄罗斯东正教神父。这些俄国人与清朝不同民族通婚后，形成的后裔被称之为“阿尔巴津人”。他们被允许使用一座曾经的佛教寺庙，并将其变为东正教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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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 年，沙皇俄国与清朝签订《尼布楚条约》（首个关于两国贸易和边界的外交条约），阿尔巴津人的政治重要性开始下降。尽管如此，俄国还是利用这个小团体来确认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应该在中国境内的存在。1716年，大修道院院长伊拉里翁（Archimandrite Hilarion Lezhaysky) 抵达北京并带来了圣像、教堂用具和礼仪书籍，传教活动由此开始。教会使团成员被征入清朝军队服役，就像阿尔巴津人被征召入伍一样。

然而，俄罗斯传教士并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宣扬东正教，只是为小社区里的东正教人提供教牧关怀。这一策略使在华的俄罗斯东正教信徒在清朝政府偶尔对基督徒进行的镇压中得以幸免。

在华东正教18世纪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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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世纪中叶，传统上仍处于特权地位的阿尔巴津人已变为半颓废的精英。由于同化，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俄罗斯人，几乎没有俄罗斯人的特征。

在北京，阿尔巴津人的名声很不好，常常被当作酒鬼、流氓和骗子。1831年，只有94人当时还称自己为阿尔巴津人，但人数不止于此，因为名声不好，许多人不想透露自己是阿尔巴津人的后裔。

俄罗斯东正教，北京。 / 公共财产

1895年后，俄国人开始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开始来到中国，而铁路建设本身则威胁到数以万计中国人的生计。再加上北方省份的干旱和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导致了被称为“义和团运动”（1899-1901）的大规模农民运动。

在起义期间，许多东正教信徒受害，他们后来被称为“新烈士”，东正教教会也遭到洗劫。然而，在俄国神圣主教会议的援助下，俄国人恢复了传教活动，并对建筑进行重修，而教会的负责人因诺肯蒂（Archimandrite Innokenty Figurovsky，1863-1931) 被任命为主教。截至1916年，当时在华已有5000多名东正教信徒，并建有两座修道院、19座教堂以及男女东正教学校。

十月革命后东正教在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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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数以千计的俄罗斯难民，主要是沙皇政权的支持者，逃脱布尔什维克军队的追捕，经由俄罗斯远东地区涌入中国。

从1919年起，东正教会的主要职能就是帮助俄国难民。因诺肯蒂神父于1921年晋升为大主教，他倾尽所有精力和资源帮助这些人，将传教区的大部分财产借给他们以供长期使用。不幸的是，这些财产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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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人为维护东正教信仰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49年，已建成106座东正教教堂。据估计，当时有多达百万信徒。

1954年，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关闭，其财产部分被收归国有，部分移交至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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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经过多年时间，东正教开始复苏。1984年，格里高利神父（Grigoriy）在哈尔滨神父代祷堂举行了这一时期的首次礼拜仪式。渐渐地，一些信徒开始恢复在各地的活动。1993年，以时任斯摩棱斯克和加里宁格勒大都会基里尔为团长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访华。20年后的2013年，基里尔再次以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牧首的身份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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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牧首正式成为中国东正教的临时教宗，但仍然没有更高级别的主教。目前，有四座正式的东正教教堂，其余的教堂建筑仍然关闭或被其他机构占用。在北京，仍然有大约400名阿尔巴津人后裔，他们曾经是中国最早的东正教教徒，也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家庭。

本文由《Russia Beyond》编辑部即TV-Novosti自治非盈利机构项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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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格奥尔基·马纳耶夫（Georgy Manaev）